tmm18035255的部落格

於是，台灣戰後的住宅政策就從來不曾受到像「唯二」的發展中國家，新加坡與香港，那種程度的重視。也因此，都市集體消費的消費不足日趨嚴重，住宅，又是其中最需政府長期細膩政策干預才能應付的一支。終於，1980年代末房價一再狂飆，使得住宅運動有了歷史的機會，超過了早期台灣政治運動的悲情訴求，一躍站上對抗國家對都市與工業化社會控制的最前線。無住屋運動成為台灣社會早起的都市運動 。而在歐美社會，1960到1970年代正是都市運動崛起的歷史。台灣的無住屋運動與它所引發的市民運動，正是市民社會浮現的徵兆。

1989年夏天，一群為台灣都市飆漲的房價激怒的小學老師，一群樸實的小市民義工，與一群優秀有社會分析能力，有社會改革理想與行動能力的研究生等等，共同推動了一場跨階級的，或者說，多階級的住宅運動。由於缺乏更結構性的政治與社會壓力，就運動本身的直接成果言，當時的威權保守的國家與它的住宅政策，除了一些表面說詞與政治姿態之外，並沒有真正改變。但是，這運動卻開始釋放了因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後，台灣市民社會初初浮現時的社會力量。前前後後，我們看得到，由階級運動到原住民族，由草根社區到宗教社群，由古蹟保存到生態環境，由性別到性慾特質，甚至由違建到公娼，社會運動可謂遍地開花，使台灣社會已然成為亞洲新興工業國之中最具活力的代表。社會運動是社會劇烈變動過程中，受剝削、壓迫與污名者組織起來集體表達委屈的直接方式，是歷史性的社會定義的鬥爭。它當然衝擊著社會與個人，塑造為文化，經由反省、成熟而改變了自身。這是社會與個人成熟過程所必須。

假如我們把城市(city)不只是看做人口的空間集中而已，而視為一種歷史產物，因此是特定的社會文化建造的話，城市是一種特定的空間，是不同的歷史行動者賦予都市意義的衝突過程。台灣的城市，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被土地開發資本界定為房地產市場，住宅成為商品，都市空間是交換價值的實現，加上國家政策的僵固，造成了炒作泡沫，這也是投機城市的意義打造。與之相對抗的，無住屋運動則認為「土地、愛情、與家」都不該成為商品，追求的是都市空間的使用價值實現，這是市民的城市。台灣城市的都市意義是社會結構的不同表現，發展性國家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遭受到各種挑戰，市民
城市的意義營造，挑戰了國家的領導權與其正當性。今日回首，這竟然是城市市民身影的歷史性浮現。城市，因此也歷史地是市民們共享都市意義的空間。

伴隨無住屋運動所產生的兩個組織團體，一個是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一個就是崔媽媽基金會的租屋與搬家服務工作及公寓大廈公共事務推動，到今天，這兩個社會團體都還頑強地存活者，他們的辦公室在新生南路、公館一帶搬動。前者是空間規劃與設計專業者的社會實踐，提供社區服務與專業者自身的改造。而崔媽媽這部分，則是相較更溫和的市民參與，讓市場得以運作。他們透過資訊交換服務，讓租屋「市場」得以資訊流通與透明，提供房屋市場中的弱勢消費者直接的服務；以及，透過對搬家公司的評鑑與推薦制度，讓搬家服務「市場」得以運作，並藉由正派經營搬家業者及消費者的共同參與，運用市場競爭的邏輯，在知名公益團體的評鑑與背書下，用良幣來驅逐劣幣，藉由消費者的共同扺制來完成一場顛覆台灣傳統劣質市場結構的搬家消費運動。這是短視的資本所不為的事，這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應該做而做不到的事，這也是學者專家們會說而不屑而為的事。然而，崔媽碼組織的義工們投入勞動，長期辛勞，讓人動容。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做為市民社會浮現時「市民城市」價值觀與意義的表現，是台灣社會之所以成為今天的台灣社會的代表。

台灣的國家，即使民主化了，表現的卻是赤裸裸的權力爭奪，忘記了昔日打動自己與支持它的人的主張，沒有能力「為人民服務」，實在不可愛；台灣的經濟，有活力卻常常造成破壞，流露得是「愛拼才會贏」之下的貪婪動力。台灣的社會，有活力卻比較有點意思，既有相對與國家的社會自主性的人民素質，又具備了某種自律的能力；也因此，台灣的城市，既混亂又難看，然而，它卻慢慢地在改變，「我很醜，我卻很溫柔」。這是台灣城市魅力的來源。■